马拉松赛事在最近10年有一个飞速发展。从1981年到2000年的30年间，我国只有7个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代以来，马拉松赛事数量则逐年攀升。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到2019年的1828场，5年时间数量增长超过30倍。无论是赛事数量、赛事规模，还是参赛人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一些热门的马拉松赛事，甚至因为报名人数高达数百万，而出现“抽签摇号”的情形。
作为消费社会景观之一种，健身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其实也就这二十年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产阶层的勃兴，健身行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艾媒咨询报告显示，自2015年至2020年，中国健身俱乐部的市场价值在不断上升，2020年达到1230亿元。《2020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国内参与健身的人群由2019年的6812万人增长至7029万人，健身人口渗透率为5.02% ，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那么，健身究竟是如何热起来的？人们通过自我身材的严格管理，寄托了什么，又试图改变些什么？
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生活方式
家国的身体与身体的解放
对身体的命名、争夺和管理，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身体，不仅是肉体与心灵的综合，也是一个丰富的能指；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涵义不同，目的不同。
漫长的传统社会并未滋生出对身体科学主义式的兴趣，人们对身体的认知“是一种心、气、神、志交通的象征体、隐喻体”。“从中国儒学对于身体的观点看，中国人对身体从来不是‘客观’观察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躯体现象，中国人把身体看作文化象征意义上的‘虚实体’（阴阳结合体）”。古人不在意沉重的肉身，对肉体的锻炼被视为“末学”，以至于近代西方体育传入时，还被嘲笑为“不入流”。同时，身体也不属于个人，家族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是人伦与世道的起点，个体依附于家庭，当然也包括身体，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从“家的身体”变成“国的身体”，始于近代。彼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国家病了是因为国民病了，国人体质的羸弱是导致民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俞祖华、怀培安执笔的《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详细论述了近代身体观的变迁。19世纪末外文报刊所刊文章使用了“东方病夫”的说法，被《时务报》译成中文，让“东亚病夫”一词广为流传。康有为指出：“我中国民数四万万，比于欧洲十六国人数倍之，诚大地莫强之国也，然民庶愚弱，故国不能强”，“臣尝深思其故，盖有民而自弱之也”。梁启超则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身体的疾病叙事，也由此成为了“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孤独者》《药》都提到了肺结核，郁达夫的大部分小说涉及到常见性疾病，疾病俨然作为国民性孱弱的隐喻而存在。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黄金麟，三辉图书丨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纷纷思考如何通过“优生”“强种”“人种改良”以改变民族“劣败”的命运。身体成为国家的工具，是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国家的结果，对身体的改造成为焦点议题。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一书，记录了20世纪初叶长达三十年的国民身体改造运动，其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至1919年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5）中提倡的“新民”身体改造运动；1915年新文化运动所强调的公民教育，以及后来的“新生活运动”对公民身体的形塑。虽然它们的号召各不相同，实际上却殊途同归，都是以国家富强为目的身体“军事化”过程，以期通过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来重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身体是政治化的身体，是可决定国族命运的身体。
身体的政治化通过大众体育落实
1949年后，这种政治化身体的思路仍然保留，其突出的关键词仍是“改造”。通过对身体和思想的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身体是政治工具，也是阶层编码。广大的工农阶层，因为出身的“清白”而具备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进入政治的中心，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与大众体育方针的推广和落实，获得身体的清洁和健康，以更好地投入到新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中。与之相对，知识分子阶层因为出身问题需要思想的“改造”，而思想的“改造”是通过身体的“改造”来体现和实现的：一轮又一轮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改造运动，始终与劳动紧密相连。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要通过体力劳动完成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和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身体开始朝向个体化、科学化迈进。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比如曾经一场“气功热”就席卷了整个中国，一时间各路大师被顶礼膜拜、相关出版物汗牛充栋、公共场所处处可见闭目冥想的修炼者。融合了中医、阴阳、佛教、道教、武术等理论或修行技巧的气功，带有神秘主义和类宗教性质，恰如学者成庆指出，重新审视当年的气功热，需要从“养生”与“信仰”两个层面去观察。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公众开始对健康以及寿命越加重视，这种‘世俗性’的幸福认知，使得养生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这时，对身体的认知多少从集体主义挣脱，带有个人利己的诉求；另一方面，“文革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松动，使得‘政治信仰’主宰社会生活的局面有所改变……个人生命信仰的‘真空’因为政治激情的退潮而突然展现出来，大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健康’、‘医疗’等与生命紧密相关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