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重修太和殿的过程中，康熙皇帝干脆令人将太和殿两侧的廊庑改为红砖墙，这也就是紫禁城内最早出现的“防火墙”。这些防火墙对于阻断火势蔓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此之后太和殿便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失火事件。如今，人们到故宫参观，仍然能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两侧，看到昔日康熙皇帝所建的几道防火墙。
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黄昏，紫禁城乾清宫失火，火势迅速蔓延并延烧左右两侧的昭仁殿和弘德殿，就连乾清宫后面专门存放皇帝二十五方宝印的交泰殿也被焚毁殆尽，甚至连交泰殿后面的坤宁宫房檐都被火熏灼，所幸当时突然刮起了猛烈的西北风，坤宁宫才最终幸免于难。负责此次救火工作的内务府总管大臣怡亲王永琅在事后对失火原因展开了调查，原来是当天乾清宫负责掌火的太监郝世通用火不慎所引起。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清代时，紫禁城建有“供暖”系统。当时，紫禁城的主要建筑依靠地面下砌筑的“火道”来实现，与如今常见的地暖极为类似。紫禁城“火道口”一般设置在大殿外廊子上的灶口，这是一个一人多深的炕洞，负责的官员将宫内专用的木炭填入这个炕洞中燃烧，以实现对屋内进行供暖。清代不少皇帝对“地暖”写过诗句，道光皇帝就曾赋诗一首：“花砖细布擅奇功，暗热松针地底烘。静坐只疑春煦育，闲眠常觉体冲融。” 当时宫廷烧“地暖”多使用木炭，最高档的木炭被称为“红罗炭”，据说当时盛装这些木炭的荆筐都要刷上一层红土，故有此名。至今西城区还有一条街道名为“大红罗厂街”，就是因为当年管理这些红罗炭的机构设置在这条街上。而且当时，不同人有不同的供炭标准：皇太后120斤、皇后110斤、皇贵妃95斤、贵妃75斤、公主30斤、皇子20斤、皇孙10斤。
嘉庆二年发生火灾的那天，郝世通负责乾清宫殿内的供暖事宜，郝世通在燃烧完木炭后将火熄灭，按照规定本该是将烧完的木炭收拾后放坛子里，再放入炕洞中，以备下一次继续使用。而他则贪图便利，没有将坛子放在规定的位置，而是临时放在了乾清宫东穿堂的楠木格子旁。结果木炭复燃，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作为“正宫”，乾清宫被焚毁，令已经退休的乾隆皇帝五内俱焚。更让他焦心的是，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里陈放着他辛苦大半辈子搜集整理的“石渠宝笈”，而一场大火将这些珍贵典籍尽数焚毁。可见，这次火灾对清宫收藏的历史文献，也是一次沉重打击。
火灾的第二天，“太上皇”乾隆皇帝下了一道敕旨，这是一份十足的“罪己诏”，他将这次火灾的原因归于是自己“受恩过厚”，于是上天让他要有一点点的儆戒。最终他将罪责归于“政事有缺”，并且强调一切过失“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并要求审理此案件的官员们对肇事太监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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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三个整月吃“锅子”
冬日是进补的好时节，深居宫中的帝王后妃们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清朝历代的帝王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不同的饮食食谱。乾隆皇帝将紫禁城内的饮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乾隆皇帝对苏州菜情有独钟，他一心想着回到北京也能品尝这样的美食，所以干脆将烹制苏州菜的当地官厨也带回了紫禁城。
乾隆三十年（1765）的冬天，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负责接待的苏州织造命手下人为皇帝准备了几道拿手好菜作为皇帝的早膳（清代帝王一般日食两餐，早膳在上午七点前后，晚膳则在中午一点前后），根据档案的记载，这些菜包括“糯米鸭子一品、万年青炖肉一品、燕窝鸡丝一品、春笋糟鸡一品、菠菜鸡丝豆腐二品”等，皇帝吃了之后龙颜大悦，于是在这次南巡结束后，便把烹制这些菜肴的首席厨师张东官带回了北京城。从此这位御厨在皇帝身边一干就是二十年，他深得皇帝的赏识和信赖，每顿饭的第一道菜，一定是他亲自掌勺。他也因此得到了七品官的封赏，地位和地方县令相当。有意思的是，如今人们在很多餐馆都能吃到的苏造肉，便是这位张东官对于苏州菜改良的结果。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最后一次南巡，张东官由于已经七旬有余，腿脚不便，才最终被允许退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
到了道光时期，由于国力的衰微，再加上道光皇帝本身提倡节俭，因此膳食上也显得比较寒酸。以道光七年（1827）除夕，皇帝早膳的菜单为例，可以看到，菜品无非是小炒肉、溜野鸡丸子、海参溜脊髓、鸭子白菜锅子等寻常菜品。
清宫里帝后的饮食极尽奢华，清宫的宫女们也能在冬天享受民间少有的美味。晚清曾经侍候过慈禧太后的宫女何荣儿，对清宫饮食的一些回忆被记录下来，里面讲到，每年“从十月十五（阴历）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吃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由此可见，宫里在冬日非常流行吃“火锅”以补充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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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宫内常举办家宴和国宴
在清代，冬季的紫禁城内，会有很多庆典，比如乾清宫家宴、元旦国宴等。清代的国宴以“满席”为主，其中每一桌宴席上摆放什么菜品，都有严格规定。而且按照程序，整个宴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宴席上摆放的是各类“饽饽”，因此这个阶段也称为“饽饽宴”。此时每张宴桌上摆放的有各色点心十八盘、瓜子四盘、馓子三盘、福禄马四碗、干果十二盘、鲜果六盘以及小猪肉一盘、鹅肉一盘、羊肉一方等。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则称为“酒席宴”，此时桌子上要有小猪一只、鹅一只、羊肉若干。
参与宴席的人，如果品级较高，则享有一人一张长条矮桌的待遇，品级低一些则两个人一桌，但再低也不会出现三个人以上一桌的情况。参加宴席的总人数相当可观，大致能有三四百人。面对如此数目庞大的饮食开支，清代皇帝有他们自己的处理方法，那就是要求王公大臣们“凑”出来一顿饭，即所谓的“进献”。这其中明文规定，亲王每个人要进献八桌，郡王则进献五桌，除此之外，他们每人还要进献羊三只，酒三瓶等。由此可见，“精明”的清代皇帝，从那时候起就发明了“AA制”。
而清宫家宴则是皇帝一年里少有的一两次和妃嫔、皇子们一起用膳的机会。不过，家宴中，妃嫔和皇子要分开和皇帝团聚，以避免成年皇子和年轻妃嫔之间会有“非礼”事件发生。而且家宴一般是皇帝和后妃们一起吃早膳，和皇子们一起吃晚膳。
不过，这也不是固定的模式，用膳地点也不固定。如乾隆二年（1737）的一次家宴，乾隆皇帝和后妃们一起进膳，时间则从下午五点半左右开始，先上汤饭，包括一盒粳米粥和酸奶子以及一盒卧蛋汤和野鸡汤，第二道则是各类小点心和奶茶，第三道则是酒馔，乾隆皇帝的酒馔有四十道菜肴，摆成五行八列，皇后的则是三十二道，妃嫔们则是十五道，最后一道是果品。宫宴时，都是皇帝先吃，之后，后妃们才能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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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腊月送“福”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