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遏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必须提供有潜力的市场空间，让大家有生意可做。如果没有新市场空间，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就都是纸上谈兵，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现在看来，改革的状态并不完全跟企业界、商界所预期的那样一致，就会出现等待和观望的情绪。我们一般说发达国家就是指的OECD（世界经合组织）里面的那些国家，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转型，从生产型社会转化到了消费型社会。OECD国家的GDP总量里，消费占了非常高的比例，消费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但是生产型社会就不一样了，中国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是属于生产型社会，这种生产型社会的特点，大家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看，就会感觉非常深、非常清醒。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会仅仅满足于1%、2%吗？不会，越高越好，所以就会出现对增长率的高追求。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强调的就是市场，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方向就是转向市场和消费。现在来看，转型期的时间太短了，可能有点儿过于急于求成，整个经济体、企业、产业都还没有时间和充分的资源去适应这种转型。至于中美贸易对抗，安邦咨询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要看五个关键点：一是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二是技术进步有没有突破；三是世界货 币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四是意识形态与公民意识，即时代思潮有没有转换和改变；五是气候、环境与资源有没有改变。如果五个关键点没有转折性的改变，那么贸易战就还会长期打下去，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安邦智库陈功：我看待中国经济，还是十年前的那句老话》，陈功，采访：孙允广，正和岛）
对于本轮股市上涨，市场依然存在着很多疑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轮股市涨的太快。不到3个月就涨了20%多，上涨的斜率容易让人联想起2015年的杠杆牛；目前融资融券每天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达到2017年时的峰值水平；二是本轮股市上涨缺乏经济基本面的足够支撑，让人担心出现泡沫牛。比如说猪被饿死的雏鹰农牧(002477)，2018年亏损金额高达30亿，今年以来涨幅高达85%。亏损7个亿的领益智造，今年以来涨幅高达145%。
我们统计今年以来A股涨幅的前30名，这些公司的涨幅都超过100%，我们发现：其中PE为负或者PE超过100倍的公司有17家，占比57%；PE介于50倍和100倍之间的有10家，占比33%；而PE低于50倍的公司只有3家，占比仅为10%。这说明很多散户买的都是价格高高在上甚至没有估值的股票，从长期来看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投资行为。美国股市在过去40年的涨幅高达25倍，年均涨幅达到8.3%，其中来自于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大约是每年6%，和美国的GDP名义增速大致相当，其余2%是来自于估值的提升。稳中有升的估值再加上持续增长的经济，这两者共同奠定了美股40年的大牛市。（《姜超：如何理解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到底是泡沫化的水牛行情、还是可持续的长牛》，姜超等，经济学家圈）
以下摘自任泽平博士2018年8月4日的演讲
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才是所有消费升级的根本趋势。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主要特点。这一批人在90年代是二三十岁的当打之年，人多、年轻、便宜，再加上改革，中国肯定高增长。我们做了一个测算，1978 - 2018年，这40年中国年均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是15%。意味着如果你不做投资，你口袋里的钞票以每年15%的速度在贬值，如果感觉不到，你可以想一想10年前上海房价。2018年，1962 - 1976年出生的人现在42 - 56岁，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主流是42 - 56岁人群，他们现在是我们各个岗位的中坚力量，银行高净值客户80%都是这一拨人。有人说互联网都是80后90后，其实，互联网是70后给80后去投资，去赚90后的钱。
大家要知道，增速换挡成功的经济体大约经济增速降一半，中国新的增长平台我们预计应该是5% - 6%。世界上发达国家只占20%不到，一百多个追赶经济体在过去将近上百年的历史，真正成功的是多少？12个！从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成功概率也就是只有10%多一点，这样一个成功概率对于中国是个比较大的挑战。表面上说增速换挡，实质上是中国要进行一个新的改革。我们就以城镇化为例，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17.92%，现在是58.5%，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是80%以上，中国怎么也要做到70%，城镇化至少还要10年以上。更何况我们还有3亿的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居所和稳定工作，还要解决这些人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对中国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折腾。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任泽平：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任泽平，泽平宏观）
中国崛起的跨国公司正在全球征战，需要一种全新的视野与战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责任也越大。我们通过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入2.0阶段”，比较中国企业国际化1.0时代与2.0时代的差别：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我们早在2009年就提出战略制度观的思想，认为制度因素可以解释不同企业间20% - 30%的绩效差异，某种程度上说，比企业所处的产业结构更能影响企业的绩效。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在多国不同的监管制度下，要面对制度不同的逻辑与次序，以及制度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要求企业树立一种全球的大局观，对应这种复杂的变化。从根本而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2.0时代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全球格局观，一种根植于本土文明，同时又能与世界对话与接轨的软实力。企业天下战略超越了股东利益，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与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实现包容性的发展。这反映在华为任正非的国际化管理哲学里：“我们担心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落后了，他们落后了，独剩我们，我们就被孤立了。所以我们攻进无人区后，要先建立规则，这个规则不要利已，要利他，这样才能和别人合作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