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特产。 安庆塔影 摄
□郑骁锋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挹翠湖、毛主席旧居，依次经过。井冈山之行，我的第一站是菜市场。
这通常是我首次进入陌生城市的方式。我始终认为，胃是人体最诚实的器官。因此，菜市场也是最能显露一座城市性格的地方。
竹笋、竹荪、木耳、香菇、花生、核桃、鱼干、虾皮、紫菜、腊肉、腊肠、腊鸭、笋干、袋装价位不等的狗牯脑茶、粗大粘滑的黄鳝、糊满黄泥的甲鱼，葱蒜气息，盛世大同。井冈山的菜场，与别处最大的区别，似乎便是每一家干货店大袋大袋的辣椒都摆在最显眼地方，敞开袋口，任凭游客试吃。
干辣椒
红辣椒、青辣椒、黄辣椒、大辣椒、小辣椒、灯笼椒、辣椒粉、辣椒面、辣椒酱，因为这些暖色调的商品，整个菜场似乎也显得有些喜气洋洋。
江西人嗜辣，应该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不吃辣椒不革命。”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更是令井冈山上的辣椒，辣得根正苗红，辣得意气风发。而假如将这句话置于上世纪那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血腥搏杀背景下，这种辣愈发显得意味深长。
辣椒是人工种植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估计，公元前5000年，玛雅人就已经开始吃辣椒了。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数十年之后，辣椒传入了中国。
在井冈山上，我忽然意识到，东南沿海对于辣味无意识的排斥，似乎能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侧面，注解一段沉重的历史。
汤显祖在他的《牡丹亭》里，描述过一个富贵人家的后花园。他提到了四十余种花卉，其中之一就是辣椒花。而清初的园艺学专著《花镜》中，辣椒“初绿后朱红，悬挂可观”，虽然已经有人开始“研极细，冬月取以代胡椒”，但对于大多数人，这首先还是一种相当可爱的观赏植物。
《牡丹亭》成书于1598年，《花镜》成书于1688年。
距离哥伦布的回航已经将近两百年，但辣椒，还在中国人的餐桌边缘游走。太平洋西岸，这块四季分明的大陆，与一种热带植物，仍然在互相观望。
混杂于锦簇花团，辣椒，正如隐匿于美女群中的一名刺客。
一种斩将夺关的霸道力量，在袅袅婷婷的表象下被小心掩藏。
辣椒出现之前，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辣”，更多用来比拟人。比如老辣、泼辣、狠辣，多用来形容一种猛烈、刚劲的处事态度或者行为方式，如心狠手辣，老而弥辣。
当然，“辣”的最初本意，也有被用来形容姜、蒜、葱、芥末等刺激性食物带给舌头的一种热与痛混合的感觉。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个义项，在正式场合更多被“辛”字所承载。传统饮食以及中医概念中的“五味”，便都是“辛甘酸苦咸”，而不提“辣”字。
对于中国人，辣椒与生俱来就带了粗鲁野蛮的原罪。
“江南曰辣，中国曰辛。”
辣椒作为食材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似乎也在印证着这句一千多年前、坐北朝南的判断。
通常认为，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是贵州人。直接原因是贵州地区严重缺盐，而辣椒的刺激性，可以起到与咸味类似的佐餐效果。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除了代替盐激发胃口，这种既容易种植，又便于存放的神奇果实，竟然还有助于人们抵御当地闷热潮湿的气候。这个上天赐给穷人的礼物，很快流布四方。贵州之后，继而湖南、云南、江西、四川、陕西……辣椒的种植与食用迅速推广开来。
到了今天，辣，已经是这些地方的饮食最重要的特色。但最早传入辣椒的东南地区，如江浙、福建、广东，尤其是这些省份的沿海一带，民间的口味，几百年来，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区别。
甲骨文的“辛”，是一把行刑的刀。根据《说文解字》，辛，意为大罪。所谓“辛痛泣出，罪人之象”，人类最早因为辛而流的眼泪，不是辣出的，而是行刑的时候痛出来的。
作为五味，传统的五行中，“辛”对应的分别是：季节中的秋，方位中的西，颜色中的白，感情中的悲，声音中的哭，都被归到“金”的一类。而“金曰从革”，“金”，在五行中，属于杀气最重的一行，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变革与杀伐。
如果将“辛”的这个属性，再与它在中医药学上强调挥发、走窜的发散功能联系起来，很容易令人想起上世纪那场从武昌开始的伟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清后期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蓄积太久的愤怒与郁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发泄。
在因为那场革命而被奉为圣地的井冈山上，我忽然想到，辣椒，就是这出延续一百多年的悲壮大戏中，一个潜伏得最久的伏笔。
“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瘀血，只能用热血去洗刷；旧伤，必须加新伤才能痊愈。为了四万万人的新生，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缅怀当年的悲壮，对照先烈的足迹，我似乎又找到一种理由，来解释最初的火种为何会点燃在这片赣西南的山地了。还是以辣椒作喻，东三省沦陷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江西，难道不是最东边、最靠近海洋的吃辣大省吗？
辣与不辣之间，这里便是最前线。
而长征，难道不可以理解为用星星之火将沿途吃辣地区的辣性依次点亮，以一个两万五千里的巨大火圈，完成一次红对白的迂回包抄吗？
井冈山，以大小五井，即群山环抱中形如井口的五个村庄而得名———来自大地深处的井，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蓄势待发的火山口？
井冈山上，我反复咀嚼着一种热与痛混合的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