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欲摘“黑帽”
城管职能过多，政府经常将一些受累不讨好的职能转给城管，使城管系统宛如一个饱受妖魔化的“巨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许路阳 北京、河北报道
8月11日，河北元氏县，距离这个县城的城管监察大队被取缔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此前的7月10日，石家庄市纪委经调查，撤销违规违法收费的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该县县长夏生华因行政不作为，也被免职；同时还处分了另两名副县长。从此，元氏县成了一个没有城管的特殊城市。
从石家庄南焦客运站坐车，只需40分钟就可以抵达元氏县城。没有城管的县城，一片熙熙攘攘，在主街槐阳路的两旁，停放着各种各样的小摊车。
“城管撤销了我们都很高兴，最好永远没有城管！”一位摊主告诉《望东方周刊》。另一位开三轮车的师傅说：“没有城管，城里热闹多了！”
但是市民刘永杰不这么认为，他说，没有城管的日子里，市容市貌还是乱了许多。他指了指街边的一个水泥坑，坑里的垃圾正被当街焚烧，黑烟弥漫，风一吹，一阵刺鼻的焦糊味。“搁以前，这是要罚款的。”
300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关于城管与小贩的争议也在火热上演。这一回，首先坐不住的是城管局长们。
城管集体发声，希望影响立法
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条例》）。《条例》名称看似与流动商贩无关，但媒体敏锐地抓住了第九条对流动商贩申请成为个体工商户时，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的规定。
“流动商贩合法化！”媒体的解读不无兴奋。不过，城管们不这么看。
7月28日，一场精心筹备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罗亚蒙，代表100多名城管局长发出了呼声：“城管执法局长们不赞同‘流动商贩合法化’的说法。”
在城管局长们眼中，《条例》非但没有使流动商贩合法化，反而可能缩小和限定他们的经营范围，并强化工商行政许可。
同时，城管局长们也将矛头对准工商部门。“这次《条例》的规定是为了增加工商部门的规费收入和国家税收。”罗亚蒙说，“本着‘谁许可审批，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工商部门应成为流动摊贩的主管部门。”
“流动摊贩是否合法，跟城管其实没有关系，是工商部门来鉴定的，城管管的就是摊贩是否侵占了城市公共空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罗亚蒙这样厘清城管与工商的职责划分。
罗亚蒙和全国大多数城管执法局局长一样，心中存有委屈：城管做了很多好事，却被戴了一顶“黑帽”。
罗亚蒙认识到这是一个城管集体发声、影响立法进程的时机。于是，联席会议的100多位城管执法局长，就《条例》递交了五条修改意见。对“流动商贩合法化”问题，城管部门认为应当增加条款，即“无固定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如果流动经营的区域较为固定，经营时间较长，也可以进行工商登记。”
罗亚蒙说：“全社会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固定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全部进行工商登记是做不到的，但是都宣布非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应当进行强制许可，而应当是提倡、鼓励，让无固定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自愿选择是否登记。
除了这件事，罗亚蒙最近还在张罗着让几个城管局长上央视《大家看法》栏目，他的目的是为了给城管“正名”，摘掉“黑帽”。
“过去管城管叫土匪，我觉得不为过”
费了“老鼻子劲”，工作人员才把北京流动摊贩崔丽请上了8月4日的《大家看法》录制现场。刚开始，大家还以为她是怕出镜会被城管认出来，遭到报复。毕竟，卖水果的她，曾多次被城管撵走，甚至被搜身。
而在本刊的追问下，崔丽说，迟迟不肯出镜的原因仅仅是“不好意思”，“那些破城管，有什么好怕的！”她甩下一句狠话。
就连只是兼职做流动摊贩、正式工作是做策划的张广，提及城管也是咬牙切齿：“全国的城管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打砸抢。”
自从1997年第一支城管队伍试点以来，城管和流动摊贩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
“过去管城管叫土匪，我觉得不为过。”来自东部地区某地级市的一位城管执法局局长说，以前的城管队伍中大多是退伍军人和闲散工人，良莠不齐。
“他们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粗暴，某种程度上败坏了城管的形象。”他说，自主罚款的往往就是这些人。
据他介绍，在许多地方，由于没有编制，经费来源又无保障，只能招聘协管和其他非正式队员，这造成了管理的混乱。
以该市为例，该市城管局正式在编人员200多名，管辖3个区，另外还招募了100多名协管员，他们属于合同制工人，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不及正式队员的一半，因此人员进出较频繁，不利于管理，执法时必须有正式队员带着他们。
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元氏县城管被取消后更是被曝出，40多人的城管大队，只有队长一人为在编人员，其他均为聘用。
7月11日，上海闵行区5名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摊主彭林进行殴打，致其右侧肢体偏瘫，被迫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事后调查发现，5名队员均为协管员。
上述这位局长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的情况是，城管局只能管到市区，下边的街道和乡镇又各自招聘一些人来充当城管，他们没有事业编制，没有文化基础，也未经过培训，并不具备执法条件，但也穿着城管服装，也配有执法车。城管局对他们无法形成有效领导。
“其实，近年来城管队伍的素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这位局长说，自2006年开始，该市城管执法局只招收有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以上的人员，其中不乏名校法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
但是，在各地，城管局仍不得不大量招聘文化素质相对较差的协管。“关键是编制问题，”该局长说，编制背后又是行政改革的大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但他们仍然占用着编制，由于利益牵制，要裁掉这些机构又很难。”
与公安局“互动执法”
面对城管“人人喊打”甚至要求取缔的呼声，罗亚蒙觉得很冤。“城管的100多项职能中，管理流动商贩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却把城管弄得声名狼藉。城管其实做了很多，你一天不清理垃圾，城市就臭了，一天不供水，城市就瘫痪了。”
在城管局长们看来，媒体对城管进行舆论监督是好事，“但往往没有深究其背后的原因。”
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城管系统人士均表示，他们苦恼的问题是城管职能过多，政府经常将一些受累不讨好的职能转给城管，使城管系统宛如一个饱受妖魔化的“巨人”。
“不要说老百姓了，连一些机关行政人员都不知道城管的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各地城管的职能也不一样。”上述局长说，城管管理职能边界模糊。
